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

出版社:陜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0
ISBN:9787224102819
作者: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頁數:444頁

章節摘錄

奧地利危機和共產主義奧地利危機是作為資產階級統治基本形式的民主的危機的局部表現。國際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極度緊張導致專制短路,一個接一個地炸壞了民主的開關。這個過程從歐洲的邊緣、從最落后的國家、從資本主義鏈條中薄弱的環節開始。但它是不斷地進展的。被稱為議會危機的,其實是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制度危機的政治表現。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存在和衰退是同步的。社會民主黨在捍衛過時的民主時,把社會發展驅入法西斯的死胡同中。戰后和革命后奧地利資產階級的極度軟弱性,和與此相關的奧地利經濟政治的不獨立成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完成拯救、鞏固資產階級制度的功能時,在其宣傳中有可能或是利用本國資產階級,或是利用外國(英國或美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后資產階級制度穩定的第一階段,社會民主黨成了外國資本的直接代理。這不僅使它有可能把全部災難的責任全推到民族資產階級身上,而且在對它的態度上持比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社會民主黨更獨立、更具批判性的立場(至少在表面上)。隨著資產階級制度的鞏固,社會民主黨越來越多地揭露民族資產階級只是完成英國資本的命令。對工人來說,它沒有有利于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現成的理由:“我們當然可以戰勝我國的資產階級,但問題不在它,而在于英美資產階級。”奧地利的各資產階級政黨由于不得不看著英國主子的臉色行事,因而更容易失去各自的特點。基本上扮演同一角色的社會民主黨不得不以反對派的形式與資產階級政黨聯盟相對抗,因為它依靠工人。只是這個“反對派的性質”使它能夠挽救資產階級。在德國發生的是同樣的過程和現象。它們極度促進了社會民主黨的自我保護。但由于德國資產階級具有更大的力量和獨立性,與此相應,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得不更明顯、更公開地適應它,與它結盟,為它在工人群眾面前承擔直接的責任。這種情況為德國共產黨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可能性。奧地利頭大身子小。首都掌握在社會民主黨的手中,但它在議會中占據不到一半的席位(43%)。主要靠社會民主黨的保守妥協政策來維持的這個不穩定的平衡,極其有利于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它在維也納地方自治政府選舉中所做的一切,足以使它在工人眼中與資產階級政黨區別開來。而它沒有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它隨時可以把責任推給后者。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文章和演說中揭露資產階級,像已經說過的那樣,它非常巧妙地利用奧地利的國際依賴性來阻礙工人挺身而起反對階級敵人。“我們在維也納是強大的,但我們在國內還是弱小的。除此之外,在我們頭上還有主子。我們應該在社會民主黨內堅持我們的立場……并等待。”這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黨的政策的主導思想。直至今天,所有這些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第二國際內扮演“左翼”角色并堅持其反對共產黨的立場提供了可能性。而后者卻接連不斷地犯錯誤。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幫助協約國鎮壓了匈牙利革命,幫助本國資產階級擺脫戰后的危機,并為搖搖欲墜的私有財產建造了民主的避難所。這樣,它在整個戰后時期都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統治的主要工具。但這個工具是一個有其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的、獨立的、人數眾多的官僚和工人貴族的獨立組織。這個官僚就其思想、習慣、生活方式來說,是小資產階級的親骨肉,但它依賴的是真正的工人階級,并總是處在后者不滿的威脅下。這個情況是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即主人和管家之間的摩擦和沖突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無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怎樣用政治、工會、地方自治政府選舉、文化和體育機構的網絡牢牢地抓住工人階級,但1927年七月事件過于明確地表明,單憑和平主義的改良方式是無法為資產階級提供全部必需的保障的。上述一切也解釋了奧地利法西斯的社會功能。這是資產階級的第二個管家,他與第一個管家有很大的不同,并與其對立。社會民主黨的下層被雖然是摻了假的、但畢竟是無產階級的本能推動向前。法西斯的下層則是由小資產階級和奧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階級屬性分子的無出路所滋養。社會民主黨上層借助民主的口號和機構來抑制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能。法西斯上層則在挽救性的政變的前景中為備受折磨的小資產階級的絕望打開出路,因為在此后,“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再妨礙耕種、手工業和貿易的良好進程。這樣,奧地利的情況經典地駁倒了庸俗理論,即法西斯是革命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物。在作為群眾組織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與歷史發展的緊迫要求的矛盾越是明顯、觸目驚心、難以容忍,法西斯就開始起越大的作用。在奧地利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樣,法西斯主義是社會民主黨的必要的補充,并得到后者的滋養,并是在后者的幫助下登上權力的寶座的。法西斯主義是衰退時代的形式民主的合法的兒子。民主原則在奧地利被格外明顯地搞到荒謬的地步。社會民主黨要形成多數還差百分之幾。但是可以說--這不是奇談怪論,而是赤裸裸的真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穩定不是依賴它所掌握的43%的選票,而依賴它為了成為多數所缺的7%的選票。就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贏得多數,資本主義的穩定仍是不可動搖的。但它贏得多數根本沒有保障。只有白癡才會認為,所有問題全靠宣傳解決。如果以此為出發點,即奧地利的生活今后將在民主的框架內展開,則根本沒有任何根據可以使人認為,在近25或50年內,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一定會贏得多數。整個資本主義歐洲的經濟生活處于美國和其他海外國家的最大的威脅之下。正是在和平發展的前景中根本不可避免的奧地利經濟的腐朽,更可能給社會民主黨帶來的不是選票的增加,而是減少。這樣,就民主的邏輯可以得出,雖然資產階級的繼續統治注定會使民族腐朽和文化解體;盡管無產階級的絕大多數群眾都為轉向社會主義作好充分準備;但這個轉折是不允許的,因為百分之幾的最愚昧、最落后或最腐化的人對斗爭袖手旁觀,在暗無天日中茍且偷安,而且在決定性的時候準備把自己的選票和拳頭給法西斯主義。民主達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在與國家階級系統分化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有機的、有計劃的發展的時代,民主起過巨大的歷史作用,教育無產階級的工作也包括在內。它在歐洲起過最重大的作用。但在帝國主義時代,在歐洲它首先是資本主義腐朽的時代,民主就陷入困境。奧地利憲法是社會民主黨制定的,那里社會民主黨占絕對多數,它控制著首都,因而我們應該在那里看到由民主轉向社會主義的更完善的民主形式,事實上我們在那里看到的卻是政策一方面是由法西斯匪幫的進攻,另一方面是由社會民主黨工人半武裝的隊伍的退卻來調節的,而由哈布斯堡學派的舊警官出任最權威的民主指揮,其原因就在于此。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第二個全權管家。法西斯主義像社會民主黨一樣,并比后者在更大的程度具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運動邏輯。我們知道,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為了拯救資產階級和鞏固資產階級社會,它不得不與社會民主黨,也與傳統的資產階級各政黨發生最尖銳的矛盾。在波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現象。不應當把事情設想成這樣,似乎資產階級的所有政治機構都會協調一致地行動。幸虧不是這樣。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補充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由社會民主黨培養的法西斯主義為了奪取政權,不得不不打破前者的頭。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讓法西斯更容易實施這個外科手術。奧托?鮑威爾說只有為捍衛現行的民主制才允許使用暴力,很難設想比這個說法更濃縮的庸俗了。如果把這種說法譯成階級的語言,則意味著為保障組織為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允許使用暴力,而不允許為建立無產階級國家使用暴力。這個理論被賦予法律形式的闡述。鮑威爾咀嚼拉薩爾有關權力和革命的陳舊公式。但拉薩爾是在法庭上說的。在那里,他的論據是合適的。把與檢察官的法律決斗變成歷史發展的哲學的企圖,是膽怯的詭計。鮑威爾的結論是,只有對已經完成的政變來說,才允許使用暴力,因為那時“權力”的基礎不復存在,但不允許在政變前的24小時內防止它。鮑威爾沿著這條路線設立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分水嶺,似乎這關系到兩個刑法學派。事實上,區別在于,布爾什維主義力求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而社會民主黨則力求使它永世長存。無須懷疑,在政變成為現實時,鮑威爾就會聲稱:如果在有強大組織和自由的刊物、43%的代表和維也納自治市政府的情況下,我們沒有把工人動員起來,反對反憲法的、破壞法律秩序的法西斯匪徒;現在,當法西斯分子控制了國家機關,依靠他們新建立的國家權力,我們就會失去火和水,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失去與群眾的合法聯系,況且后者顯然已經失望、遭受壓迫,大多數已經轉到了法西斯的旗幟下,--現在建議進行武裝起義,只能是罪惡的冒險主義或布爾什維克。這樣,奧地利馬克思主義雖然把自己的哲學調轉了180度,但他們仍是完全忠于自己的。內部解除武裝的口號就其反動卑鄙來說,超過了迄今為止從社會民主黨那里所聽到的一切。這些先生懇求工人在武裝的資產階級國家面前解除武裝。法西斯匪徒僅僅是資產階級的輔助隊伍;今天解散他們,他們在任何時刻都會恢復并武裝起來,規模是今天的兩倍。如果社會民主黨用資產階級國家的手解除工人的武裝,就沒有任何人會武裝工人。社會民主黨當然也害怕法西斯的武器。但它大概更害怕工人手里的武器。今天資產階級最害怕的是內戰,首先是因為對它的結局沒有把握,其次是因為它不希望經濟的震蕩。解除工人的武裝使資產階級免除內戰之憂: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法西斯政變的機會。奧地利內部解除武裝的要求是協約國、首先是法國、其次是英國的要求。法國的半官方刊物《時代》嚴厲地對紹別爾解釋說,內部解除武裝無論對外部的世界還是對私有財產的利益來說,都是必須的。韓德森在上院演講時闡述了同一個題目,韓德森在保衛奧地利民主時,也捍衛了凡爾賽條約。像在所有重要問題上一樣,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這里僅僅是戰勝國的資產階級的傳送機構。社會民主黨不能奪取政權,也不想奪取政權。但是,資產階級發現,守紀律的工人通過社會民主黨讓它承擔了太大的附加開支。資產階級從整體上來說需要法西斯,以便控制社會民主黨,而在必要的情況下,干脆把它拋到一邊。法西斯想奪取政權并能掌握政權。一旦掌握了政權,它立刻把它完全交給金融資本支配。但這是一條震蕩的道路,它也需要巨大的附加開支。資產階級的動搖、它的各階層之間的斗爭由此得到說明,它近期更可能的政策也由此決定:在法西斯的幫助下,迫使社會民主黨幫助資產階級修改憲法,以便把民主的好處和法西斯的好處結合起來,法西斯是實質,民主是形式,以免除民主改革的多余的開支,盡可能不要法西斯政變的新的附加開支。這條路資產階級能走通嗎?完全長期地在這條路上一直走到底是不可能的。換言之,資產階級不能創立這樣的制度,它能讓它和平地依靠工人和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并讓他們承擔用于社會改革的費用,也無須內戰震蕩的支出。矛盾太大了,它們應該從一個方面或另一個方面爆發出來。無論如何,奧地利“民主”注定要滅亡。它當然還有可能從今天的中風中康復并能撐一段時間,一瘸一拐地走路,費勁地說幾句話。可能還需要再一次中風,才能使它躺倒。但它的命運已經預先決定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已經完全進入了清算其歷史罪行時期。把資產階級從布爾什維主義下解救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也方便了資產階級擺脫社會民主黨本身。在法西斯主義勝利的情況下,不僅將從肉體上消滅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還將無情地粉碎社會民主黨的所有組織和據點,閉眼不看這點就太荒謬了。在這方面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社會民主黨僅僅在重蹈自由主義的覆轍,它是后者的晚得女。在歷史上,自由主義者不止一次地幫助了反動封建勢力鎮壓人民群眾,此后,反動勢力就把自由主義者也消滅掉。歷史似乎給自己提出了特別的任務:以最鮮明的形式推翻1923年以后的共產國際的預言和指令。對1923年德國革命形勢的評價是這樣;對美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英美對抗的評價;1924-1925年革命高漲的方針;對中國革命(1925-1927年)的動力和前景的評價;對英國工會(1925-1927年)的評價;等等等等,都是這樣。現在,對“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的評價也是一樣。莫洛托夫發現,“法國站在革命高漲的最前列”。然而事實是,在歐洲所有國家中,最具革命性的形勢現在在奧地利,而且可能的革命發展的出發陣地不是共產主義與“社會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斗爭,而是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之間的沖突,這點是最重要的。然而在這個事實面前,不幸的奧地利共產黨完全被趕進了死胡同。對,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的沖突現在是奧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實。社會民主黨退卻、讓步、匍匐在地、懇求、一個接一個地交出自己的陣地。但沖突仍是十分現實的,因為事情關系到社會民主黨的腦袋。法西斯進一步的進攻可能、也應該推動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甚至部分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大大超越澤伊采們、奧托?鮑威爾們和其他人劃的底線。就像從自由主義者們與君主制的沖突中不止一次的出現后來超越斗爭雙方的革命形勢一樣,從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資產階級的兩個全權代理人--的沖突中可能會展開今后會超越二者的革命形勢。

前言

譯者前言本書收錄的是托洛茨基寫于1929—1940年間的論反法西斯斗爭的文章。1929年距希特勒上臺還有4年,1940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還有一年。而與反法西斯斗爭相關的研究著作、參與者的回憶錄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絕大多數問題都有了定論,托洛茨基寫于七八十年前的文章還能提供什么新東西嗎?迄今為止,史學界一致認為納粹上臺是不可避免的,東西方學者在這點上并沒有分歧。丘吉爾是為數不多的對希特勒有先見之明的人,或是有可能阻止“二戰”爆發的政治家。他堅決主張對納粹德國采取強硬措施,反對綏靖政策,在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失敗后,他接任首相。他曾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完全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愚蠢的戰爭,他的這種說法仍是在指責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說過,歐洲各國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瘋子,待弄清楚之后,為時已晚,整個歐洲已經被納粹浸泡在血泊中。他指的是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各國政治家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政策,甚至想利用納粹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慕尼黑協議》和《蘇德秘密條約》。他所指的,也是在希特勒上臺之后,在他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而不是在納粹在德國獲勝之前。那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的德國共產黨呢?它是否為阻止納粹獲勝進行了斗爭,是怎么進行的?它的失敗是與納粹實力相差懸殊的結果,還是共產國際和德共錯誤的戰略戰術的結果?前兩年央視熱播的系列片《世界歷史》中有關納粹崛起的那一集中,稱頌臺爾曼為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這套系列片寫作陣容強大,鳴謝單位有諸多世界各國著名研究所、博物館,更是增加了這套專題片的權威性。臺爾曼時任德國共產黨總書記,如果認為他是反法西斯斗爭的象征的話,那就是說,共產國際和德共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戰略戰術是無可非議的。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無力消除納粹這場災難,這是歷史事實,也得到了史學界的公認;在這場災難面前,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也同樣無能為力。這么說來,世界上確實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這場褐色災難的來臨,它是人類的宿命,在劫難逃。果真如此嗎?收入本書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否認了這個答案,而且不是在事后,而是在1929—1933年間(即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在他對共產國際的錯誤理論“第三時期”和建立在這個理論基礎上的德共錯誤的戰略戰術的批判中回答的。他的答案是,法西斯在德國的勝利,完全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的荒謬的“第三時期”理論和德共愚蠢的戰略戰術的結果。與后來的史學家完全不同,托洛茨基并不認為納粹的上臺是不可避免的,德國危機的產物只能是法西斯。他認為這場危機也孕育著革命。收入本書的一篇長文的標題就是《德國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團》,托洛茨基就是這樣稱呼當時的德國形勢的。然而這本小冊子的中譯本的標題被改為《論法西斯主義》,那個譯本是據英譯本轉譯過來的,不知這個標題是英譯者改的,還是中譯者改的。在本書中的這篇長文,是筆者根據俄文原文譯的,并恢復了它原來的標題。因為托洛茨基從來沒有把這場斗爭局限為反法西斯斗爭,他認為無產階級打垮法西斯納粹黨之日,就是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時。當然,他更不贊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界定為反法西斯戰爭,是民主國家與反民主的法西斯專制獨裁國家之間的戰爭。但我也理解中(英)譯者改變標題的苦衷。在本書中,這篇長文用原來的標題沒有任何問題,若作為一個單行本,這個標題就可能會引起誤解。在為本書命名時,筆者就頗費思量,用反法西斯斗爭,有違作者本意,但根據作者的觀點,把文集命名為《托洛茨基論德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恐怕會引起誤解,只好按習慣把它稱為反法西斯斗爭。但托洛茨基的文章把這場斗爭提前到希特勒的納粹黨還在為奪取權力而斗爭時。這些文章堪稱反法西斯斗爭的最重要的文獻,因為它們有扭轉乾坤,改變歷史進程的潛能,不僅能夠拯救人類免遭法西斯荼毒,還能為社會主義革命開辟新前景。但迄今為止,東西方史學著作忽略了這些文獻,對這種可能性連提都不提。前幾年,在慶祝反法西斯斗爭勝利60周年時,世界各國都舉辦了不少活動,報刊、電視臺發表了大量文章和專題報道,但對托洛茨基當年進行的這場斗爭仍保持沉默,不免令人感到遺憾。早在納粹上臺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確地預言希特勒一旦上臺,將給德國、歐洲乃至全世界帶來的災難,剖析納粹的性質,結合德國形勢的變化指出阻止納粹奪權的斗爭策略,并且指出,在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國將會出現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間的決戰,其結局將是有組織有紀律的無產階級戰勝法西斯烏合之眾。他認為納粹的崛起表明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和改良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已經無力解決當時德國的社會危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來解決這場危機,而只有在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才能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也就是說,這場斗爭勝負的關鍵是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以及它們正確的戰略戰術。因而,他的斗爭從批判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上宣布的“第三時期”理論開始。“第三時期”理論溯源由于這是斯大林的敗筆,所以沒有大肆宣揚;而且是在他獨攬大權之后,無法再找替罪羊,所以干脆就不提了。因此,至今許多人不知該理論為何物。托洛茨基最早批評“第三時期”理論的文章是結合奧地利形勢寫的,第二篇則用了《反對派通報》第8期的全部版面,是一本小冊子,這兩篇文章在對這個荒謬的理論批評中已經把它描述得十分詳細了,無須筆者再添蛇足。在此只是為行文完整,簡單地介紹一下“第三時期”理論。該理論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勢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1917年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時期;第二時期從1923年至1927年,是資本主義穩定時期;第三時期從1928年開始,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全面勝利的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即將總爆發,它已無力對付下一次經濟危機,從現在起,世界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此前一直處于守勢的共產國際將轉入全面反攻,階級斗爭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義。今天看來,這個劃分時期的理論是如此機械、荒謬,但對斯大林及其集團來說,卻有它內在的邏輯和必然性。所謂第二時期,即該理論定性為資本主義的穩定時期,并不是客觀歷史事實,而是聯共(布)當權的多數派推行的右傾內政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事實。正如反對派領袖托洛茨基所反駁的那樣,如果發生了中國革命(1925—1927)和英國總罷工(1926)的歷史時期被稱為資本主義穩定時期,那就找不到資本主義不穩定的時期了。體現在對外政策上的右傾路線的理論基礎是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于1924年年底炮制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馬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事業只有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爆發才有勝利的可能。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修正了這個理論,它成功地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奪取了政權,在一個國家中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但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包括后來炮制鼓吹“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內,都堅持世界革命的原理,他們認為革命可以在一個國家中首先獲得成功,但只有在幾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革命之后,才能取得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因而,即便是在內戰的嚴酷條件下,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起創建了共產國際,旨在推動世界革命的發展。至于“一國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是非對錯問題,是一個很容易判斷的問題。但由于長期以來,一直把斯大林奉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導師,妨礙了人們對這個理論進行客觀評價。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沒有祖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每一卷的扉頁上都寫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且沒有對它加以任何限定,比如說在和平時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在戰爭時期則不聯合,而是為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彼此廝殺。因而,國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主要原則,第二國際背叛了這個原則,并以此換來了進入資產階級政府內閣的權利。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堅持國際主義原則,主張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贏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今天的美國個人履歷表中有一欄把是否加入過法西斯政黨與共產黨等量齊觀,國內翻譯的一些歷史書也持這種觀點。國內一些人對此認同,說什么國家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其實這是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無知或是別有用心,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和國家消亡的主張,都使它不能把國家與社會主義融為一體,倒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拉近了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距離,當然還不只是這一點。“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取代世界革命理論,成為斯大林、布哈林所倡導的新正統之后,他們的外交政策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建立在世界革命理論基礎上的列寧時期的外交政策以推動世界革命的發展為目的。而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則是把俄國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從此以后,無產階級政黨掌權的俄國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橋頭堡和大本營,它要集中精力在俄國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要為保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服務,服從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它們最神圣的職責。如果某個國家的革命利益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發生沖突,該國共產黨必須無條件地放棄和犧牲本國的革命。因為建設需要和平環境,只有與外國資本主義和平共處,才能為蘇聯贏得建設的機會和條件。當權派認為,如果外國共產黨的革命行動刺激了該國資產階級,就有可能使蘇聯喪失好不容易贏得的喘息機會。他們沒有魄力也沒有能力以世界革命來徹底改變世界格局,只能千方百計地維持現狀。當年斯大林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以長江為界,各守一邊,就是怕中共一旦打過長江,會刺激美國,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時斯大林的做法就是當年政策的翻版。只不過中國共產黨沒有服從斯大林的指示,而是百萬雄師過大江,一舉解放了全中國。否則,內戰后中國的格局將與朝鮮和越南一樣,國共兩黨各守半壁江山。一旦不以推進世界革命為己任,而以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在其外交政策中,那些沒有實力的各國共產黨自然就淪為蘇聯與外國資產階級政府、政黨打交道時討價還價的籌碼,成了“老大哥”的“小兄弟”,失去了獨立地位。斯大林與布哈林在這種理論基礎上形成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國民黨的性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判斷,據此制定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政策,并強迫中國共產黨執行。他們的外交政策的右傾實質在中國大革命和英國總罷工中得到了充分地暴露,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首先,他們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革命只能是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這場革命的領導者理所當然是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只能是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苦力”。他們把國民黨定性為四個階級的聯盟,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這四個階級的政黨。由于這種定性,他們自然更器重作為這場革命的領導的有實力的國民黨,而不是作為“苦力”的中國共產黨。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全權代表鮑羅廷成了蔣介石的顧問。1926年年初,國民黨被吸收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準會員,并選舉蔣介石為它的名譽委員,以這種姿態表明他們與國民黨的友好,逼迫中國共產黨就范。在蔣介石制造3月20日反共政變(即中山艦事件)時,莫斯科要員布勃諾夫率領的使團正好在廣州,曾遭軟禁,但他還是勸說中國共產黨服從中國革命的利益,為國民黨做苦力。北伐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農民起義的支持下,勢如破竹、節節勝利。蔣介石被這種革命形勢嚇壞了,他下令禁止罷工、游行,并鎮壓工會和農民,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再次發生嚴重的對立。陳獨秀又一次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讓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擺脫國民黨的紀律束縛,恢復行動自由,全力支持無產階級運動和農民的土地斗爭,并做好與蔣介石發生公開沖突的準備。莫斯科拒絕了他的要求,布哈林斥責他為危險的極“左”異端。他在蘇共的七月代表大會上以中央委員會報告人的身份重申中國只能維持唯一的統一民族革命陣線,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在客觀上起著革命作用,所以中國共產黨現在不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它必須在農民和反帝的資產階級利益之間保持平衡。它的壓倒一切的任務是保證一切反帝力量的團結一致,必須拋棄與國民黨分裂的任何企圖。參見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第352—353頁。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上講話時,也要求共產黨服從國民黨,并嚴禁中國共產黨在資產階級革命高潮時期建立蘇維埃。參見《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1—331頁。在上海工人經過三次起義,最終奪取了對城市的控制權之后,陳獨秀再次向莫斯科呼吁,要求讓他的黨擺脫國民黨,放手推進中國工農革命運動。但是他和他的同志們被迫再次服從莫斯科,把上海交給蔣介石,并遵照指示交出了武器。這樣,在起義勝利后的第三個星期,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參加起義的工人倒在了血泊中。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一周之前,斯大林還得意揚揚地說,右派將軍還聽從革命命令,為革命服務,所以不能拋棄他們,就像農民不會拋棄還能勞作的老馬一樣。一旦利用完他們之后,就像被榨干的檸檬一樣把他們拋棄。話音未落,這只“被榨干了的檸檬”就奪取了政權,給斯大林一記響亮的耳光。斯大林為了挽回他的面子,指示各國共產黨,將他這篇講話從刊登它的那期《共產國際通報》上撕下銷毀。當右派將軍“造反”之后,他們又要求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定地依靠武漢“左”派國民黨政府。其結果是“馬日事變”,寧漢合流,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再次遭到屠殺。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可參見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在此之前,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政府還經受了另一個打擊——英國與蘇聯斷絕外交關系。斯大林和布哈林一直支持蘇聯工會與英國工聯總委員會之間的聯盟,期望改良主義的英國工會能在必要的時刻幫助蘇聯政府與英國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以此來避免他們擔心的蘇英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而英國工聯的頭頭認為,考慮到英國資本主義危機和群眾的不滿日益加劇,在不承擔任何責任的情況下與蘇聯工會建立良好關系,可以得到“左”面的掩護,對他們是有利的,于是雙方各自抱著自己的目的玩這場游戲。1926年,得到蘇聯支持的工聯總委員會的背叛破壞了英國煤炭工人總罷工,最后主動退出英俄委員會。斯大林、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再一次破產。本來,根據“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斯大林有權為保證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而犧牲其他國家的革命利益。中國革命失敗與成功,他并不特別在意;英國總罷工的失敗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何況還可以找替罪羊。但這畢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況反對派對他們的中國政策和英俄委員會一直進行尖銳的批評。好在他利用權力限制反對派的批評的傳播,并利用他控制的宣傳工具對這兩場失敗輕描淡寫。但終歸不能把失敗說成是勝利。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命令中國共產黨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舉行武裝起義。在革命已經失敗,全國處于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力量元氣大傷時,應該總結經驗,積蓄力量,為新的革命高潮的來臨做準備。但這不是斯大林關心的事,他只想挽回自己的面子。在南昌起義失敗后,又策劃廣州起義,指望倉促舉行的武裝起義能夠勝利,以此來堵一直批評他們的中國政策的反對派的嘴。更為可笑的是,他們策劃廣州起義,竟然是為給蘇共十五大獻禮。冒險的武裝起義如能成功,是可以往他的臉上貼金的好事;失敗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反對派的批評被他牢牢地控制在極小的范圍之內,不能見諸報刊,廣大黨員群眾和一般群眾對此一無所知。因此,他推行的導致中國革命和其他國家革命失敗的政策不僅不會使他下臺,他還可以借革命失敗和反動勢力的加強而進一步加大對反對派的打擊。然而,國內政策的惡果卻不是靠耍花招、推諉責任就能消除的,這就是1927年年底的糧食收購危機。這一危機是多數派(先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等)推行的經濟政策和國內政策的惡果。自1921年推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布爾什維克高層領導人中,在經濟政策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在對外貿易壟斷制上爆發出來。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堅持對外貿易壟斷制,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數人主張取消或放松對外貿易壟斷制。實際上,這兩種不同的立場的核心,是在新經濟政策的形勢下如何對待俄國的工業。農業危機是戰時共產主義造成的,只要讓農民恢復生產積極性,基本處于原始狀態的俄國農業就可以恢復生機。然而,要恢復遭受戰爭、革命和內戰破壞的工業,沒有投入是不行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時間。到1922年,農業就恢復到戰前水平的75%,而工業只有戰前水平的25%,而這也只是就輕工業而言,重工業仍處于癱瘓狀態。從而出現了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問題。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數黨的領導人主張通過放松或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來解決這個問題。列寧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這等于允許外國商人同國內私商直接接觸,它將導致破壞蘇維埃俄國本來就十分薄弱的工業,有助于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和俄國商人、農民的結盟,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列寧反對放松對外貿易壟斷制,不僅是他對對外貿易壟斷制在發展民族工業、捍衛國家利益的重大作用的肯定,而且是他對他在新經濟政策伊始時提出的“誰戰勝誰”的詮釋:個體農民和私營商業是資本主義因素,薄弱的國營工業是社會主義因素。斯大林等人只盯著眼前的經濟利益,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認識不到加快工業化速度對蘇維埃國家的意義,也看不到它對蘇維埃國家整個經濟發展的意義。因此,病中的列寧捍衛對外貿易壟斷制的斗爭反反復復,進行了一年之久,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協助下,才推翻了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放松對外貿易壟斷制的決議。參見《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和《列寧的最后斗爭》(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相關章節。斯大林和布哈林都看不到大力發展工業的必要性,看不到工業嚴重滯后會破壞經濟發展的平衡。這種片面的經濟政策必然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在1923年,工業產品的匱乏和農產品的相對富裕就造成了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早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所做的關于工業問題的報告就指出了這個問題,多數派領袖對此視而不見。1923年秋天,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已經相當嚴重,農村的兩極分化也日趨嚴重,托洛茨基認為,應該加大對工業的投入,加快工業發展來恢復工農業之間的平衡。而多數派認為,加大工業投入將損害農民利益,他們主張降低工業產品的價格,削減對工業的投入,尤其是削減對虧損企業的投入。他們希望市場發揮作用,可以使農民富裕起來,工業將在農民對其產品需求的基礎上緩慢恢復。托洛茨基堅持只有加速工業的發展才可以恢復工農業之間的平衡,才能降低工業產品的價格,從根本上消除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因而國家應加大對工業的投入,發展重工業,否則輕工業的迅速發展也不能長久,甚至連農業也會因農機具缺乏而受影響。這個觀點被斯大林、布哈林等誣蔑為“超級工業化”。他們推行他們自認為是能夠維護工農“結合”的、面向農村的穩健正確的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是剪刀差越來越嚴重,在1923—1927年間還出現了幾次嚴重的“商品荒”(指的是工業產品),農民出售糧食不能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工業產品,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日益加劇,最終導致他們拒絕出售糧食,造成那場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1927年7—12月,西伯利亞收購的糧食不足全年計劃的1/3,國家大糧庫中已有一半見底,城鎮居民面臨著饑餓的威脅。面包價格不斷上漲,連軍隊的給養也沒有保障。收不上糧食,以農業為主的蘇聯國民經濟就要癱瘓。糧食是蘇聯主要出口商品,沒有糧食,蘇聯的進出口就會陷于停頓。作為一個狹隘的經驗主義者,斯大林沒有理論預見能力,不能見微知著。困難和問題只要還沒有變成災難,他就心安理得地繼續吹噓他推行的政策如何正確,如何穩健,對批評者指出的所存在的問題和可能導致的惡果一概否認,還反誣批評者無中生有、驚慌失措、喪失信心、危言聳聽、惡意攻擊。就這樣,他杜絕批評,使及時改變政策本來可以糾正的錯誤和問題越積越多,最終釀成災難。一旦災難來臨,他還是能看到的。這就是他這個經驗主義者比煩瑣哲學家布哈林強的地方。后者在大難臨頭時,還主張繼續向富農讓步。在內外失敗的打擊下,斯大林氣急敗壞地親自前往西伯利亞,制定緊急措施,并與主張進一步向富農讓步的布哈林集團翻臉。2月中旬,《真理報》發表題為《富農抬頭了!》的社論。4月下旬,中央委員會承認,國家正面臨一場嚴重的危機,它是由政府對富農經濟力量增長的控制不力造成的。這表明,在嚴重的災難面前,斯大林意識到他與布哈林共同推行的內政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他決定改弦更張,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右變成極左。錯誤政策釀成的災難擺在面前,不能再自欺欺人,找替罪羊也變不出糧食來,緊急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是長久之計。在不取消和放松對外貿易壟斷制的情況下,怎么向富農讓步?斯大林明白,這幾年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對他們推行的政策的批評是正確的,他們的預言已經成為現實。新政策是現成的,就是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提出的加快工業化的速度,實施計劃經濟,對富農課以重稅,農業逐步實現集體化。這也是左派反對派從1923年起一直堅持的經濟政策。雖然他昨天還指責上述要求,說它們是“超級工業化”、“破壞工農結合”等。一旦為形勢所迫,他立刻把它們接過來,一點也不在乎前后政策的脫節,他的口號、立場、說法的前后矛盾,而且他還把反對派的要求推向極端,把它們變成極左。他后來推行的加速工業化和全面集體化就是例子。斯大林明白,中國革命和英國總罷工的失敗同樣是他和布哈林推行的右傾外交政策的惡果,這樣的政策確實不能再繼續推行下去了。況且外交是內政的繼續,國內政策向左轉并變成極左,外交政策也要跟著向左轉,也同樣變成極左。“第三時期”理論的根子就在這里。另外,“第三時期”理論還為斯大林的中國、英國政策的失敗做了辯解:中國革命失敗在1927年,英國總罷工在1926年,正好處于1924—1927年的革命低潮階段,它們的失敗是形勢使然,與我的政策沒有關系。其實,“第三時期”的提法,首先是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來的,但內容完全相反。他認為,第二時期中資本主義的暫時性的穩定,在第三時期中將成為資本主義的固有性質,世界革命無限期地后延。就在這次會議上,莫洛托夫接過了這個名詞,賦予它截然相反的內容。更糟糕的是,這種出于轉變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成了新策略的基礎,共產國際領袖據此制定了讓全世界共產黨人必須貫徹執行的策略任務:一是要進行總罷工,二是占領街道,三是“不能與改良主義者進行任何形式的聯合”。后者是“第三時期”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策略結論。莫洛托夫的原話是這么說的:“革命組織與改良主義者的組織之間聯合的策略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對于前兩個任務來說,第三個任務更加有害。因為前兩個任務不是憑主觀愿望就能完成的,總罷工是一個國家中政治、經濟形勢、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生存狀況和情緒的產物,不是說發動就能發動起來的;占領街道也不是說占領就能占領的,它是總罷工的產物,沒有總罷工的勝利形勢,僅僅憑共產國際官僚的一紙命令,工人群眾是無法占領街道的。貫徹這些策略任務的共產國際西歐局在號召歐洲工人階級進行總罷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領街道)都遭到失敗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絕與改良主義組織聯合的任務,只憑主觀愿望就可以執行。在這三條策略指示中,世界各國共產黨唯一貫徹到底的就是第三條,直到希特勒上臺,共產國際開始推行人民陣線策略為止。如今50—60歲的人還能記得,在描述當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的電影和小說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一小群人在街頭突然聚集起來,喊幾句口號,撒幾把傳單;警察吹響了哨子,軍警特務就趕來抓人。筆者小時候就在影片《我的兒子歐陽立安》中看到過這樣的鏡頭,當時心中充滿了對革命先輩的無限崇敬。現在回過頭來,才知道這完全是中共執行斯大林“第三時期”策略的產物,為此,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革命者在這種毫無意義的行動之中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與在德國推行“第三時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較,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歷史上的臺爾曼托洛茨基為這場斗爭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智慧、熱情和力量,他對法西斯的定性至今讀來仍有新鮮感,他對德國當時各政黨的分析充滿了辯證法的光輝,他對形勢發展的準確預見令人贊嘆,堪稱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瑰寶,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戰略策略的教材。西方學者將他的反法西斯斗爭的著述譽為經典,絕非溢美之詞。然而,那些應該對無產階級命運、德國工人的命運負責的共產國際領袖和德國共產黨的領袖,還有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德國各政黨,卻對托洛茨基針對每一次形勢變化做出的深刻的分析、準確的預見和正確的策略建議不僅不予采納,還大加嘲弄,使托洛茨基的全部努力虛擲,也使人類最終陷入納粹帶來的空前的災難。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遠離實際斗爭戰場,受“第三時期”理論或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仇恨的影響,無視實際情況,對托洛茨基的建議和批評一味咒罵,倒也情有可原,因為這場斗爭畢竟不會對他們產生直接影響。對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就不一樣了,這是與他們自己和德國工人運動生死攸關的事。在這樣重大的事情上,德共的領袖們怎么能連起碼的辨別力都沒有呢?連生路和死路都分不出來呢?這也同樣是1923年開始的聯共(布)黨內斗爭的結果。德共總書記臺爾曼上升到德共的領導層,是1924年的事。據說是因為在1923年漢堡起義中立下了卓著的功勛。那次起義是一次失敗的起義。當時的德共領袖布蘭德勒作為那次失敗的起義的替罪羊而被清算之后,臺爾曼與馬斯洛、路特?費舍、烏爾班斯等人一起進入德共領導層。這些人的崛起都有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背景,后三人追隨的是季諾維也夫,臺爾曼追隨的是斯大林。1925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斯大林反目后,馬斯洛、費舍、烏爾班斯便被清除出德共的領導層,臺爾曼就成了德共的一把手,和同樣追隨斯大林的雷梅爾、諾伊曼成了德共黨內的三巨頭。這三人的上升與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各支部中推動“布爾什維克化”運動同時。這個“布爾什維克化”運動大家不要誤會,不要以為俄國共產黨真的要在共產國際中清除與布爾什維主義不符的東西,而是在列寧重病期間和逝世后,靠拉幫結派成了政治局的多數的“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后來又發展為“5人小組”、“7人小組”)把持了蘇聯的黨政軍大權后,為他們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排除異己——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安插自己親信的活動打出的一個好聽的旗號。這場運動導致共產國際各支部領導核心的徹底改組。那些堅持國際主義,在反對社會民主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斗爭中自然形成的黨的領導,由于具有相當的理論素養,經歷了斗爭的考驗,不愿盲目追隨莫斯科的新核心排擠托洛茨基和對他的批判。為了徹底打垮托洛茨基,這些有權威、有獨立見解的領導人必須撤換。而用來取代他們的人,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對革命的忠誠、在黨內的威信以及戰略策略素養,要求他們的只是唯莫斯科新核心的馬首是瞻,盲目地跟著后者的指揮棒轉。緊跟斯大林的臺爾曼等人在他們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后,主要工作就是根據莫斯科定的調子批判托洛茨基,清除德共中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對他有好感的人。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斯大林破裂后,批判和清除的對象自然又包括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德共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這些年的工作中,臺爾曼等人學到的主要是在黨內排除異己、維持自己權力的手段。領導全黨為未來的革命做準備,獨立地對德國和世界形勢做準確科學的判斷,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并在階級斗爭的戰場上克敵制勝,在這樣的黨內斗爭中是學不到的。當莫斯科突然轉向,命令各國共產黨“雙腳邁進”革命前夜的“第三時期”時,進行他們所不熟悉也沒有能力進行的階級斗爭和革命時,他們只會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亂轉,錯誤和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1931—1933年之間,當德共在階級斗爭的戰場上遭到一個又一個的失敗時,在那關系德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命運的緊要關頭,臺爾曼卻贏得了一場他個人的重大勝利。這場勝利不是在與法西斯或社會民主黨斗爭的戰場上,而是在德共黨內,在與他的同志——雷梅爾和諾伊曼,三巨頭中的另外兩個——的斗爭中贏得的。在這場斗爭中,他依靠斯大林的支持,憑借著對莫斯科的盲從,他徹底擊敗了他的黨內對手,成為德共的主宰,在德共黨內贏得了與斯大林在蘇共黨內、希特勒在納粹黨內的同樣的地位。只可惜好景不長,幾個月之后,他在黨內的新地位就隨著德共被納粹消滅而化為烏有。在這場鮮為人知的臺爾曼的黨內斗爭的勝利中,讀者可以看到,臺爾曼對他個人在黨內地位受到的威脅比納粹對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威脅更加敏感,也更加重視。在他與反對派斗爭中保障他克敵制勝的法寶——向莫斯科的主子打小報告、仗勢欺人、搞小動作,這些手段在階級斗爭中是毫不中用的。本來在大敵當前之時,作為黨的領袖應該團結全黨力量一致對外,他卻為他個人在黨內的地位而展開了一場內部斗爭,借助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打垮了黨內較為清醒和理智的同志。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臺爾曼還沒來得及享受這場勝利的果實,他本人及德共就被納粹的戰車碾得粉碎,真是又可恨又可悲。托洛茨基對這些領袖有一個精辟的概括,說他們在季諾維也夫之下是季諾維也夫分子,在布哈林之下是布哈林分子,在莫洛托夫之下是莫洛托夫分子,而且在主子改變之后,就會把昨天還抬在肩上的領袖摔到地上,加以唾罵。這些人跟在領袖、導師后面搖旗吶喊、吹喇叭、抬轎子、搞內斗,都是行家里手,但讓他們領導革命,就太為難他們了。何況連他們的導師也沒有領導革命的本領。德國反法西斯斗爭的失敗是他們和他們的導師的共同失敗。從左向右搖擺的人民陣線及其他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官僚中派政策界定為左右搖擺的政策,并形象地把斯大林比作俄國民間故事中的傻瓜伊萬:他在婚禮上哭喪,在葬禮上賀喜,因而總是挨打。縱觀1923年以來斯大林制定推行的政策,確實如此。開始是極右,在極右造成的災難之后,轉向極左,極左路線碰壁后,又轉向極右。人民陣線就是在極左的“第三時期”理論導致納粹上臺的災難之后的向右轉。人民陣線政策是在1935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制定的,從1936年開始在法國、西班牙、智利等國推行。西安事變后,在中國推行的也是人民陣線政策,只不過不叫這個名稱而已。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提法,并不是他創造的,而是人民陣線政策規定的。迄今為止,對人民陣線的評價基本上是肯定的,說在法西斯在德國當政,在其他國家采取攻勢的情況下,建立這樣的陣線是必要的,還說在“二戰”期間,抵抗運動基本上是在人民陣線的基礎上展開的,并為后來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對人民陣線的這種界定,明顯與事實不符。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并沒有戰勝法西斯,法國后來被法西斯德國占領,在西班牙獲勝的是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在人民陣線的基礎上取得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只有中國,是個例外,而中國這個例外恰恰是毛澤東不服從人民陣線政策的結果,毛澤東為他的獨立政策沒少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和猜疑。至于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與其說是它們本國的人民陣線奠定的,不如說是蘇軍的軍事勝利的產物。本書中還收錄了托洛茨基關于蘇德戰爭的評述,以及對即將爆發的這場戰爭的多方面的描述。除了托洛茨基對形勢的洞察力和對事件進程的準確預見外,還應該注意他對這場現在被界定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爭的定性。他不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與法西斯獨裁之間的戰爭,更不承認英法等國與法西斯德國之間的戰爭是捍衛民主的說法。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繼續,是后發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和日本)為按實力重新瓜分世界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法)進行的戰爭,而英法的戰爭則是為維護與它們現有實力不相稱的大量殖民地的戰爭。另外,據筆者管見,文章中披露的法國帝國主義為緩解自己的困境慫恿日本侵華,尚未受到史學界的重視。社會民主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近年來,國內學界對社會民主黨的研究力度日趨增大,翻譯了不少著作,研究專著和文章也越來越多。2007年2月的《炎黃春秋》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暴力革命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他的更加成熟的思想是民主革命,從而否定了列寧的十月革命,把社會民主黨的“民主革命”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問題是個大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筆者在此僅限于指出,已有學者著文,證實該文作者(其實是《紅太陽的隕落》一書的作者,看過此書的人都能發現,此文是從該書的前言和后記中扒出來的)證明馬克思成熟思想是民主革命的那段引文是斷章取義,接下來的那段話完全否定了作者賦予那段話的意思。因為本書所收錄的文章談的是反法西斯斗爭,筆者想請讀者看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德國這場斗爭中的表現,判斷它是否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或體現了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32年大選前,一直是議會第一大黨,魏瑪共和國政府是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在這最能檢驗一個政黨的危機中,社會民主黨并沒有表現出它的智慧和勇氣,也未能給絕望中的人民指出一條戰勝危機的道路。魏瑪共和國的滅亡,納粹黨的崛起以及在1932年大選中取代社會民主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正是因為后者無力駕馭形勢、戰勝危機的結果。托洛茨基把社會民主黨界定為金融資本的改良主義管家,它在和平時期能為資本主義修修補補,但在重大危急時刻,它沒有用馬克思主義的徹底革命精神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膽略。因而,在帝國主義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0年代初的德國危機時,它或是投降,或是束手待斃。怎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馬克思曾說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最后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黨(社會民主黨曾是這樣的黨)除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話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作為一個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階級的政黨,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呢?然而,隨著工人運動的增強,社會民主黨的地位越來越高,陣容也越來越強大,擁有自己的報刊、出版機構、金庫,并在議會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于是在黨內就逐漸形成了官僚階層,這個階層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它的利益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雖然從根本上來說,它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工人運動的結果,但在它看來,它的利益與資本主義制度有著更加直接的關系。于是出現一種荒謬的現象,工人運動為社會民主黨贏得的一切,使這個黨背叛了工人階級,使這個黨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良主義的管家。這就是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向本國資產階級政府投降的主要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社會黨國際曾召開過三次大會,都做出譴責帝國主義戰爭的決議。然而在各國議會就戰爭預算投票時,它們都紛紛投票贊成這個預算,對戰爭投了贊成票。這個180度轉彎,究其根本,就是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知道,在大戰迫在眉睫時和戰爭中,在由政府所煽動的愛國熱情的狂潮下,他們若堅持反戰立場,會使他們失去民眾的支持,而且會被宣布為非法,不僅會失去他們已經擁有的一切,而且還有性命之虞。于是,他們以種種漂亮的借口如保衛民族文化等,來為自己的叛變、出賣原則做辯護。法國社會黨人蓋得蓋得(Jules Guesde,1845—1922)原名馬蒂約?巴集爾,法國工人黨創始人之一,第二國際活動家,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勒阿弗爾》綱領的起草人之一。曾同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可能派進行斗爭。法國社會黨(創建于1905年)的領導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為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社會沙文主義者。1914年8月—1915年10月任國防部長。甚至在“一戰”中墮落為沙文主義者,充當資產階級政府的國防部長。在反法西斯斗爭中也一樣。德國反法西斯斗爭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其最后的決斗是在無產階級和法西斯之間展開,如果無產階級勝利,那么被消滅的不僅是法西斯,同時被消滅的還有德國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即自下而上的革命戰勝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早已放棄了用社會革命方式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民主黨,是不愿意也沒有能力進行這種革命的。他們在兩害之中擇其輕,向布呂寧、巴本的波拿巴主義政權妥協,寄希望于施萊希爾將軍能夠智勝希特勒,在1932年又投票選舉年老昏聵的陸軍元帥興登堡為總統,一步步地為希特勒的勝利鋪路,為德國工人運動、自己的黨的毀滅準備條件。艱苦卓絕的斗爭,艱難的環境托洛茨基是作為一個政治流亡者進行這場斗爭的。1929年年初,國家政治保安局軍官告知托洛茨基,將把他驅逐到土耳其時,托洛茨基就提出強烈抗議,他不愿去一個他對其文化和歷史都不了解的國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經意識到歐洲在未來的幾年中,將發生影響整個人類命運的事件,因此他想近距離地觀察這些事件,及時發表評論,借以影響事件進程。在他來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后,他就一直為尋求前往歐洲避難做努力。這位十月革命的領袖現在已經淪為一個政治流亡者,失去了所有的權力,昔日的紅軍統帥如今已經沒有一兵一卒,但仍讓無論是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或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歐洲各國政府懼怕,紛紛拒絕他的避難申請。他在其自傳《我的生平》中,專辟一章記述他在這方面做的努力和歐洲各國政府拒絕給他避難權的種種理由,并給這章命名為《沒有簽證的星球》。這樣,托洛茨基只能在土耳其觀察歐洲的形勢變化,而且只能通過大約在兩個星期后才能到達這里的報紙。他在文章中抱怨過這種情況,說報紙到達這里需要兩個星期,就此寫成的文章寄到歐洲,也需要同樣的時間,再請人譯成歐洲語言出版,至少在事件發生的一個月之后。他在致其中國支持者的信中也提到,目前電報和無線電都不為反對派服務。除此之外,土耳其有眾多白衛軍的殘部,他們對當年率領紅軍擊敗他們的托洛茨基充滿了仇恨。1931年德共機關報《紅旗報》上曾經刊登過一篇報道,說一個白衛將軍策劃刺殺托洛茨基,他還生活在無孔不入的蘇聯政治保安總局的特務的陰影之下,就不必說了。他在德國納粹上臺前所寫的那些能夠改變歷史命運的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寫成的。托洛茨基在其自傳中說,“我不知道什么個人悲劇,我只知道革命的兩個篇章的交替”。一家美國報紙在刊載他的文章時所加的按語說,他雖然遭受多次打擊,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仍保持清醒的頭腦。對此,他嘲弄說:“在判斷力和政府職務之間,精神平衡與當前局勢之間建立聯系的庸俗企圖,只能令我驚奇,……我只要手頭有書有筆,我在監獄里也曾體驗過最高滿足的時刻,好像在革命的群眾大會上一樣。”他還引用了蒲魯東在監獄中寫給朋友的信中的幾句話:“它們在各國所做的反對革命的事都像煙云一樣地消散;我欣賞這種場面,我理解其中的每個圖面。……那些壓倒別人的東西,卻能抬高、鼓舞、加強我。你們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詛咒他們呢?我嘲笑命運,至于人,他們太無知,奴性十足,我不能埋怨他們。”并說,他愿意在這幾句話下面簽上自己的名字。就是這樣一個超越個人命運的成敗悲喜的革命巨人,也曾感傷落淚。正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隨著德國法西斯的甚囂塵上,歐洲危機的日益加劇,托洛茨基再也不能忍受遠離將決定人類命運的歐洲戰場。他借丹麥大學生邀請他去演講的機會,爭取留在歐洲,哪怕是多留幾天也好。他為此想盡了一切辦法,但毫無結果。連他妻子要求在返程中途經巴黎時與兒子會面,雖然得到法國總理的允許,也幾乎落空,最后只能隔著警察的警戒線與兒子匆匆擁別。這次旅行的唯一結果就是在哥本哈根做了兩小時的關于十月革命的演講。為此,他承受了歐洲各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的咒罵,往返途中,所到之處都如臨大敵,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中也一樣,在巴黎為了與兒子見上一面,他們甚至與警察發生肢體沖突。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在返回土耳其的火車上,他與妻子抱頭痛哭。在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流亡中,土耳其是相對平靜的一段。托洛茨基在這里度過的4年內,是他著述最豐的時期。1933—1935年,托洛茨基在法國度過了兩年時間。在此期間,他備受警察、法西斯分子、斯大林分子的困擾,自從他的行蹤被警察發現之后,他就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在被驅逐出法國之后,工黨執政的挪威最終為他提供避難所。托洛茨基在那里只過了一年平靜的日子。但在蘇聯政府的壓力下,挪威政府的工黨大臣把托洛茨基軟禁起來,切斷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系。伊薩克?多伊徹把記述托洛茨基流亡法國和挪威的一章命名為《人民公敵》以示他在這兩個國家中遭到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敵視。在抗議挪威工黨政府司法大臣賴伊無理要求他在一份放棄一切政治活動的聲明上簽字時,他斷然拒絕,并據理力爭。他還預言說:“這是你們在自己的國家里向納粹投降而邁出的第一步。你們會為此付出代價的。你們以為自己處在安全之中,并且可以自由處置一個政治流亡者,但請你們記住這一點,納粹把你們連同你們的草包首相一起趕出你們國家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當時,賴伊和其他人根本沒有把他的話當回事,認為他不過是在發泄他的憤怒而已。但還沒過4年,納粹入侵迫使這個政府倉皇逃離挪威,他們在岸邊等待前往英國的輪船時,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詛咒,不禁面面相覷。僅上述遭遇和屈辱,就足以把一個人壓垮了,何況還有讓他撕心裂肺的喪子之痛:在1928—1938年間,在斯大林的直接或間接迫害下,他的兩雙兒女先后去世:1928年,他的小女兒尼娜在貧病交加中死去;1933年,大女兒季娜在柏林自殺身亡;1937年,他的從事科研教學的次子謝爾蓋被關進集中營;1938年,自流放以來一直伴隨他的長子廖瓦被蘇聯特務害死。再加上從1929年開始一批又一批的反對派向斯大林投降,1934年,他的最親密戰友拉柯夫斯基率領最后一批反對派投降后,他的俄國戰友和同事都離開了他。從1934年起,他與俄國的聯系被徹底截斷。如此之多的殘酷打擊接踵而來,一個血肉之軀如何承受?托洛茨基不僅承受住了這些打擊,而且像以往一樣精力充沛地為捍衛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革命傳統而斗爭,為世界革命而斗爭。收入本書的文章就是證明。托洛茨基論德國革命(反法西斯斗爭)的文章的歷史命運和價值斯大林官僚集團的固執和愚鈍,使托洛茨基的努力和心血全部虛擲,錯過了一個又一個戰勝法西斯的機會。但這絲毫不影響這些文章的價值,它們是無產階級戰略戰術教材,對形勢進行科學分析和預見的典范。這些文章在當初就被翻譯成德文,以單行本(《德國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團》)和文集(德文書名是《唯一的道路》這個書名可能會讓某些人反感,認為托洛茨基太狂妄了。這個書名是托洛茨基定的,還是德文譯者定的,筆者不得而知,只知道這是接過了臺爾曼等德共領袖在與托洛茨基論戰時常用的說法——“我們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反其意而用之。如果不存偏見的話,應該說,這個書名是相當貼切的。)的形式出版,或是發表在雜志報紙上。戰后,他的這些文章被譯成英法等多種文字,在歐美國家多次出版。20世紀末,在德國還重版了《唯一的道路》,并寫了再版前言,強調納粹的上臺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斯大林和德共錯誤政策的結果。英文版的相關著作有三個版本,一個名為《什么是法西斯主義,怎樣與它斗爭》,另一個名為《德國的反法西斯斗爭》,1989年美國圖書市場出版公司出版了6本一套的革命經典叢書,其中一本是托洛茨基的,書名是《反法西斯主義,反斯大林主義和人民陣線》,書中收錄的文章均是托洛茨基1930—1940年間發表在《反對派通報》上的分析德國形勢以及批評斯大林的德國政策和人民陣線政策的文章。然而,托洛茨基的文章并未對史學界產生影響,斯大林的共產國際和德共對納粹上臺應負什么責任,希特勒上臺是否能夠避免,在史學研究中,至今仍是空白。在國內,只有筆者參與翻譯和全書校對的《先知三部曲》對這場斗爭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并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托洛茨基在這場斗爭中的貢獻超越了他在十月革命中的貢獻,這絕非溢美之詞。當時,沒有一個政治領袖如此之早就預見到納粹將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沒有一個人曾如此準確地界定過納粹的實質,沒有一個人對德國的形勢做過如此深邃的分析,沒有一個人對德國局勢進程有過如此科學準確的把握,并為把納粹災難消滅在它上臺掌權之前提出如此切實可行的計劃。事隔70多年后,這些文章讀來仍有新鮮感,仍令人擊節贊嘆。這些堪稱無產階級戰略經典的文獻并未因歲月流逝而陳腐,也未因歷史塵封而失去生命力,更未因長期以來的詆毀而失去光輝。它們是運用馬克思學說來消滅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災難的典范。在收入本書的文章中,除了《德國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團》這篇長文譯成了中文(譯文標題是《論德國法西斯主義》),還有筆者翻譯的《共產國際錯誤的第三時期》掛在網上外,其余的均是首次譯成中文。在當年的德國革命(反法西斯斗爭)的戰場上,各種政治力量悉數登場亮相。德國傳統資產階級政黨、社會民主黨、德共還有共產國際在這場斗爭中都是失敗者。德共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追隨斯大林假馬克思主義的左右搖擺政策,拒不接受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建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領袖可以率領無產階級克敵制勝,奪取政權(俄國的十月革命),而斯大林的官僚集團的假馬克思主義或是以其極右政策讓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打了個措手不及,或是以其極左的“第三時期”理論讓德共和無產階級不戰而降。德國革命(反法西斯斗爭)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分水嶺,它再次宣告斯大林中派官僚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破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領袖不僅可以領導德國無產階級戰勝法西斯,還可以徹底推翻德國資本主義制度,贏得德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而徹底改變人類歷史的命運。而斯大林官僚集團中派主義則使德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被法西斯粉碎,使人類陷入戰爭災難的深淵。最后還想說一點,在告別革命的后革命時代,詆毀革命和在革命時代歌頌革命一樣時髦。自從2007年《炎黃春秋》的那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后,當年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對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和陰謀的指責再度興起。筆者曾著文反駁這類說法,指出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蘇維埃民主革命,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從彼得格勒蘇維埃中的微不足道的少數變成壓倒多數(與“左”派社會革命人一起),并不是陰謀的結果,而是因為只有它始終不渝地堅持二月革命時群眾提出的口號:和平、土地、面包。參見拙文《重溫十月革命》(《博覽群書》2007年第12期)以及拙譯《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譯者前言。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確實是不惜代價地實現了和平,并把土地分給農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失敗的原因正在這兩點上,他們不敢違背本國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僅不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實現和平,還要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甚至不愿實施其黨綱中最基本的一條:把土地分給農民。在托洛茨基對德國革命(反法西斯斗爭)統一戰線的論述中,再次證實了這點。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中,社會民主黨是多數。共產黨憑什么取得這個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靠耍手腕,搞陰謀是不行的。不僅不搞陰謀,而且明著告訴對手,在統一戰線下進行的斗爭中,就是要把你的支持者爭取到我的隊伍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正確的戰略戰術、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也就是讓工人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看到,只有它才能帶領他們擺脫危機,才能保障他們的利益。只有徹底的革命派才能在統一戰線下進行的斗爭中贏得群眾。你們(社會民主黨)敢在這方面與我們競爭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領袖就是這樣咄咄逼人,就是這樣自信。譯者2009年11月25日

內容概要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1879-1940)原姓勃朗施坦,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戰略家。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領袖,紅軍的締造者和統帥,內戰勝利的組織者,第三國際的奠基人之一(與列寧一起)。在列寧病重和逝世后,為捍衛列寧主義、黨內民主和國際主義,反對斯大林的官僚專制,對其在內政外交上的左右搖擺政策進行了全面批判和不懈的斗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譯者簡介
施用勤,生于1949年,初中畢業時“文革”爆發,在內蒙古呼盟插隊7年,此期間自學俄語。1978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退休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譯審。譯作有《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先知三部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書籍目錄

奧地利危機和共產主義共產國際錯誤的第三時期必要的補充共產國際的轉向與德國局勢反對國家共產主義——“紅色”全民公決的教訓國際形勢的關鍵在德國德國共產黨今天的政策錯在何處?——致一位德共工人黨員的一封信德國革命與斯大林官僚前言第一章 社會民主黨第二章 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第三章 官僚最后通牒主義第四章 斯大林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搖擺第五章 統一戰線的歷史回顧第六章 俄國的經驗教訓第七章 意大利的經驗教訓第八章 從統一戰線到作為統一戰線最高機構的蘇維埃第九章 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章 “一般的”中派主義和斯大林官僚的中派主義第十一章 蘇聯經濟成就與蘇聯制度官僚化之間的矛盾第十二章 布蘭德勒派和斯大林官僚第十三章 罷工戰略第十四章 工人監督和與蘇聯合作第十五章 情況已經絕望了嗎?結論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主義聯盟還是它們之間的斗爭德國的波拿巴主義面臨決策與一位社會民主黨工人黨員關于統一戰線的談話德國法西斯主義上臺的原因和前景德國無產階級的悲劇——德國工人必將重新崛起,斯大林主義萬劫不復希特勒與紅軍輪到奧地利德國的災難和領導的責任“8月4日”希特勒與裁軍什么是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口號墮落的底線在哪里?——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的總結今天的任務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歐洲當前形勢述評社會黨的演變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和共產國際法國支部的出路法國在轉折中——《為恐怖主義辯護》第二版代前言面臨第二階段法國革命開始了決定性的階段面臨新的世界大戰新的一課——論即將來臨的戰爭的性質問題第四國際代表會議對全世界工人的宣言希特勒與斯大林斯大林的投降蘇聯在戰爭中蘇聯之謎斯大林,希特勒的軍需官德蘇聯盟第二國際在新的戰爭前的進行性癱瘓希特勒-斯大林雙子星第四國際宣言——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克里姆林宮在歐洲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何去何從?——我們沒有改變方針

編輯推薦

《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編輯推薦:托洛茨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戰略家;托洛茨基——紅軍的締造者和統帥、第三國際的奠基人之一;托洛茨基——預言希特勒一旦上臺,將給德國、歐洲乃至全世界帶來災難;托洛茨基,一位預言希特勒上臺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戰略家;《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一部能夠阻止希特勒、避免二戰、改變歷史的前瞻性著作。

作者簡介

《托洛茨基論反法西斯斗爭》集結了托洛茨基寫于1929—1940年間的論反法西斯斗爭的文章,以及關于蘇德戰爭的評述和戰爭起因的分析,展現了從一戰以后到二戰爆發期間,托洛茨基對歐洲局勢的前瞻性分析。書中涉及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對德方針及相關重大事件的評價,是填補空白之作,對于托洛茨基思想和二戰前的國際政治史的研究極具系統性和前沿性。
早在納粹上臺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確地預言希特勒一旦上臺,將給德國、歐洲乃至全世界帶來災難,剖析納粹的性質,并結合德國形勢的變化指出阻止納粹奪權的斗爭策略,指出在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國將會出現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間的決戰,其結局將是有組織有紀律的無產階級戰勝法西斯烏合之眾。他認為納粹的崛起表明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和改良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已經無力解決當時德國的社會危機,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來解決這場危機,而只有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有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才能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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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評 (總計2條)

  •     基于對這位“俄國十月功臣、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斯大林主義的堅定反對者”的崇高敬意,我給五顆星。事實上,這本書艱深難懂,需要對二戰前期各個國家的政治派別及局勢動蕩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完全讀懂。這需要有非常深厚的政治素養。托洛茨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就已經看清了所謂的“第三時期”的錯誤,斯大林專制體制導致了農業工業發展的不平衡,給經濟帶來了災難,“一國社會主義論”更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在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問題上,德共內部爭斗和SB政策以及斯大林瞎錯誤的認識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托洛茨基在二戰爆發前就預言了法西斯崛起的必然性,指出了法西斯的崛起和斯大林錯誤的外交政策分不開,而那時歐洲各國還搞不清希特勒是不是瘋子。這本書深刻理解二戰前期局勢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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